吹过我不忍卒读的童年的风

我的故乡在鲁西北，地图上寻不着的一个小点。村子小，不到四百口人，日子像晒透的黄土，一脚踩下去，扑簌簌地掉着看不见的碎末。

八岁那年的秋天来得格外早，风里带着一股铁器似的腥气。父亲那年二十七岁，和村里一个有夫之妇有了不正当关系，事情败露。在一个霜重的清晨——女人的丈夫提着一柄雪亮的板斧，闯进了我家。父亲因在生产队劳作，侥幸逃过；母亲逃出了家门，在街上喊叫呼救，如同屋檐下被蛇钻进巢的麻雀。

我被邻家孩子唤去打猪草，侥幸躲开了这场杀身之祸。事后，村里几乎每个遇见我的人，都要拉住我，眼里闪着一种奇异的光，压低了声音说：

“你要是在家，早没命啦——斧头砍下来，咔嚓一声，脑袋就像西瓜似地开瓢。”

他们说得绘声绘色，仿佛在讲述一桩与己无关的、刺激的传奇。他们不懂得，那故事里险些被“咔嚓”掉的小鬼，正站在他们面前，睁着眼，一遍遍听着自己被劈开的模样。那些话像冰锥子，一根根扎进耳朵里，在心上凝成厚厚的霜，连梦境都冻得梆硬。

当天下午，族里的长辈们聚在残破的院里，旱烟锅子明明灭灭，像鬼火。他们劝父亲走，远远地走，去关外，去东北。“避过这阵风头再说。”父亲便走了，像一滴水渗进沙地，无声无息。留下母亲，我，和两个妹妹——一个五岁，一个两岁，像三株没长成就被践踏进泥里的秧苗。

我们站在废墟般的院子里。两扇厚重的榆木门板，被斧头劈出无数个狰狞的三角窟窿，风从那些破口恣意地穿梭，发出呜呜的哀鸣，像有什么东西在哭。屋里所有能碎的都碎了：青花碗碟、梳妆镜子、腌菜的瓦缸……瓷片和瓦砾白花花铺了一地，在秋阳下反射着冰冷刺眼的光，像一场诡异而寂静的雪。最值钱的那辆“金鹿”牌自行车，被砸得蜷曲起来，车轮扭曲成不可思议的角度，像一只被抽了筋骨的巨虫，瘫在院子中央。那一刻，家被抽掉了魂，只剩下一具空洞的、漏风的躯壳，和弥漫在空气里的、死一般的沉寂。母亲靠在没了门板的门槛上。风卷起细碎的尘埃和木屑，在我们脚边打着无望的、小小的旋涡。

当夜，我被匆匆送往姥姥家。因为我是男孩，是香火，继续住在村里，怕被那人“斩草除根”。

直到今天，我仍然无法想象，母亲是怎样拖着那样一副身子，带着两个惊魂未定、嗷嗷待哺的幼女，在那一地狼藉和四壁透风的冰冷屋子里，度过第一个漫漫长夜的。也许，绝望到了极处，人反而能生出一股近乎麻木的、蛮横的力气，像严冬荒野里的枯草，杆子早已空了，却还凭着最后一点不知从何而来的韧劲，硬挺着不肯倒下。

我在姥姥家住了一年光景。第二年回去时，刚赶上分田到户。我们家没有牲口。一个女人，牵着三个孩子，面对五口人名下的田地，那田垄长得仿佛没有尽头，沉默地横亘在眼前，是一种无声的、沉重的宣判。穷，像一层洗不脱的底色，牢牢地刷在身上。但比穷更刺骨的，是全村人的目光。在乡间，“乱搞”是最下作、最污糟的罪过，连带着血脉都仿佛沾了洗不净的腥气。那些目光像看不见的牛毛细针，从四面八方远远地、无声地射来。即便是没出五服的族人，路上狭路相逢，也会慌忙别过脸去，或急匆匆拐进岔道，仿佛我们身上带着某种可怕的瘟疫。母亲的脾气越来越古怪，她常常毫无预兆地将我们三个揪到跟前，不说话，只是哭，哭到声嘶力竭时便开始骂，骂天，骂地，骂那没良心的男人，咒那狠毒的世界。那声音尖利而含糊，像受伤的兽在洞穴最深处哀嚎，又像要把积压在五脏六腑里所有的毒汁与怨气，都一股脑地呕吐出来。

三年后，父亲回来了，风尘仆仆，面容模糊。母亲见了他，没有哭喊，没有质问，只是眼泪忽然就下来了。那眼泪流了整整七天七夜，没有停歇的时候。那不是嚎啕，是一种更深沉、更绝望的呜咽，像地底深处暗河持续不断的流淌，沉闷地敲打着每一个黑夜，敲得人心头发慌，骨髓发冷。我们躲在门外，谁也不敢进去劝，谁也不知道她究竟在哭什么。是为这三载独自吞咽的苦楚？是为当初锥心的背叛与羞辱？还是为眼前这个归来却依旧茫然无着的、看不见的未来？那泪水的汪洋太浩瀚，太复杂，远远超出了十一岁孩子所能理解的边界。

也就在那一年，我考上了县里的中学，开始住校。生活仿佛终于被撕开了一道坚硬的壳，漏进来些许不一样的、干燥而洁净的阳光。我贪婪地呼吸着这阳光。

只是往后的许多年里，我总被同一个梦魇纠缠。梦里总有那么一个人，有时是一双男女，面容模糊如同水中的倒影，却带着明确无误的杀意，执拗地、沉默地要靠近我，伤害我。每次从这冰窟般的梦境中挣扎醒来，背心的冷汗早已湿透衫子，凉津津地紧贴着皮肤，久久不散。我知道，那年秋天那柄未曾落在我身上的板斧，它所挥起的凛冽寒风，早已劈进了我的命理，留下了一道看不见却终身作响的裂缝。

我变得异常胆小，敏感到能察觉空气里最细微的敌意；又深陷自卑，仿佛自己天生便带着不容辩驳的原罪。我早早学会了察言观色，学会了用小心翼翼的姿态和讨好的笑容，去预先抵挡那可能从未到来的伤害。命运或许终究保留了一丝它自己也无法解释的怜悯——它给了我一副尚可周转的脑筋和一双肯下力气的、不安分的手。我读书还算用功，成绩一直很好，在80年代的末期也考上重点大学，再后来，像一粒被风偶然卷起的草籽，飘洋过海，最终在遥远的英国落地，挣扎着扎下了一些似是而非的根。

这整个过程，像极了命运在时过境迁之后，忽然想起，便漫不经心地在那道旧伤口上敷衍地缝了几针。血是不再日夜淋漓了，但那道疤，颜色总比旁的皮肉深重许多，每到阴湿天气，便会从骨头缝里泛起一阵隐隐的、诡秘的痒。

只是偶尔，在毫无预兆的时刻——也许是在异国黄昏过于宁静的街头，也许是在某句无关紧要的闲谈间隙——我会骤然想起1979年。那个年份像一枚生锈的粗铁钉，被死死地敲进了记忆最脆弱的骨节里。我总觉得身后有风，从非常遥远的地方吹来。那风并不猛烈，淡淡的，似有若无，却异常执拗，如同月光下你自己那永远甩不掉的影子。它从不说话，只是固执地存在着，用它恒常的微凉，提醒你一些近乎残忍的真相：生命的慈悲向来稀薄如纸，世间承诺的温情也大多掺着可疑的杂质。绝大多数人，不过是在自欺与被人欺的狭窄缝隙里，狼狈地寻一条能苟延残喘的路径，便已耗尽了毕生的机巧与气力。

而那股风——那是我童年的风。

它从被斧刃劈开的、那些狰狞的三角形门洞里汹涌灌入，裹挟着新鲜木茬的辛辣、陈年灰尘的土腥，还有满地碎瓷碴子反射出的、那种冰冷到了极致反而显得格外炫目的光。它一路吹过来，吹过我少年时空旷寂寥的田野，吹过我青年时在异乡街头惶惑的足音，吹进我生命里每一个未曾被填满的、嗖嗖作响的缝隙。

它凉得刻骨，也因此，淬炼出一种残酷的、近乎虚无的明净。

在它永无止息般的、低哑的回响里，我过早地学会了沉默，学会了不再轻易相信那些看上去过于圆满光鲜的事物。然而，或许也正因了这风，它吹散了我身上可能滋长的乡愿与浑噩。它让我在世俗温吞而粘稠的泥淖里，始终提着一口不敢松懈的气，保持着最后一点近乎本能的警醒，像寒夜荒原上一盏自顾自燃烧的油灯，火苗微弱，摇曳不定，却固执地、不肯熄灭地亮着。

我知道，是它吹得我一身透骨的寒气。可偏偏也是它，在漫漫长夜的尽头，吹亮了我骨髓深处的那一星清醒——

那竟是我那片破碎的、不忍卒读的童年，所遗留给我的，唯一的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