童年

我的童年故事，不忍卒读

我生在鲁西北一个地图上几乎寻不着的小村庄，不足四百口人。 八岁那年夏天，父亲二十七岁，与村里一个已婚女人有了不正当的关系，被人逮了个正着。那女人的丈夫在一个清晨提着板斧来，将我们的家砸得粉碎。母亲被打得重伤倒地；父亲因在生产队劳作，侥幸逃过一劫。那天我被小伙伴叫去打猪草，也躲过了这场劫难。

事后，村里几乎每个人都对我说： “你要是在家，早就没命了，被砍死了。” 他们说得理所当然，还带着一点幸灾乐祸的笑。

农村人不懂得照顾孩子的心思，他们以为是在讲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，却不知那故事的主角仍活着——一个八岁的孩子，正一遍遍听见自己被砍死的模样。那声音在心里冻成冰，连梦都结霜。

那天下午，族里的长辈劝父亲离乡，去了东北。留下母亲、我和两个妹妹——一个五岁，一个两岁。

我们站在院子里，四合院的大门早被砍得稀烂，风从三角形的破洞处钻进来，发出可怕的呜咽声。屋里的东西——盘子、饭碗、镜子，全被劈得粉碎，白瓷的碎片在地上闪着冷光。那辆最值钱的金鹿牌自行车横在院中央，被砸成麻花，像受惊的兽蜷着身。那一刻，整个家仿佛被劈开了筋骨，只剩一片死寂。母亲靠在门槛上，脸上的血迹已经风干；风从门缝钻进来，卷起碎瓷的光，在我们脚边打着旋。

当夜，我被送去姥姥家——因为我是唯一的男孩，怕被“斩草除根”。

直到今天，我仍不知道母亲是怎样拖着伤，带着两个孩子，在那间被毁的屋子里度过第一个夜、第一周、第一月。或许，绝望到了极处，人反而能生出一种盲目的力气。

我在姥姥家住了一年，第二年才回到母亲身边。那时刚分地到户，我们没有牲口。一个女人带着三个孩子，根本耕种不了五口人的田。穷还在其次，更难的是活在全村的指指点点中。

在乡人眼里，偷情是最污的事，连孩子也被看成沾了脏。连没出五服的族里人，见了我们，也远远绕道。母亲的脾气越来越古怪，她常把我们三个扯到身边，哭、骂、咒，像是只有那样，才能把生活的毒气吐出去。

三年后，父亲回来了。母亲哭了整整七天七夜。

那哭声像一场长久的雨，敲在每一个夜里，谁也不敢去问她哭的究竟是什么。

我十一岁那年考上县中学，开始住校。生活终于透出一点阳光。

只是很多年里，我都做同一个梦——梦里有个人，有时是一对男女，面容模糊，却执意靠近我，要杀我。梦醒时，后背总是湿透的。

我知道，那年的事，早已在身体里留下了痕。 我变得胆小、敏感、自卑，甚至学会了讨好。 可上帝仍留了一线怜悯——给了我一点聪明，手也肯干，脑子也转得快。我学习成绩一直很好，后来考上大学，又辗转出国求学，终于在英国安家立业。

这一切像是命运轻轻地替人缝了一针，让那道旧伤，不再日日渗血。

只是有时，想起那一年，1979年的夏天，仍觉得身后有风。 那风像月光下的影子，淡淡地、执拗地跟着我。 它不说话，却时时提醒我：生命的慈悲有限，我们都在自欺与被欺之间， 寻找一条苟延残喘的路。

而那股风——那是我童年的风。 它从破碎的门洞里吹来，带着木屑、灰尘和碎瓷的光， 一路吹过我生命里所有的空处。 它凉得刻骨，也冷得明净。 在它的回声里，我学会了沉默，也学会了不再相信温柔的事。

可也正是那风，让我在世俗的泥里，始终带着一点警醒， 像一盏不肯熄的灯，微弱，却固执。 我知道，它吹得我一身寒气，也吹出了骨子里的清醒—— 那是我童年留下的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