俺们村的婚俗

晚饭时和我家阿姨闲聊起农村的婚俗。阿姨的老家在四川，我的老家在山东。两地相隔千里，却仿佛一口井里照出的两面天，风俗竟惊人地相似。
这些陈旧的仪式，像祖母柜子里的一件旧红棉袄——补了又补，仍舍不得丢。乡下的婚俗有意思，我写下来，让它不至在现代的喧嚣里被磨平了棱角。

相亲

相亲分小相和大相。

在农村，一个男孩子十岁一过，父母便开始张罗盖房。房盖好，媒人便登门了。
其实，乡下的媒人多数并非电影里那种油嘴滑舌的媒婆。她们常常只是某个亲戚、某位热心的阿姨。谁家有合适的姑娘，谁就忍不住要牵一牵线，像是在完成一场宿命的小安排。

媒人上门，先把女方的大概情况捋一遍；若男方点头，便再去女方家——有时在此之前已打过招呼。接着，就该“相”了。

“小相”不过是个见面礼，男女主角对面一站，寒暄都省。旧时相亲多在田头进行，男方站在西南角，女方在东南角，隔着风与庄稼相望一眼——确认没残疾，差不多就成了。
如今条件好了，小相多在镇上的饭馆或商店门口。若彼此看着顺眼，便接着“大相”。

大相是正经事。原始的媒人多半不够格，还要请个“体面人”来操持。
被请来的多是村长、支书、或是小学的校长——懂礼数、有威望，最重要的是能说话的人。媒人一经聘请，从头到尾不拿钱，只陪喝几次酒——乡下的义务，总是带着几分体面与几分苦。

大相的日子要翻黄历挑个好时辰。那天，媒人带着男孩和礼物上门。男方带鸡鸭鱼肉、带酒，女方做菜。那一顿饭，倒像是一场仪式化的野餐。
男孩子不能喝酒，要忙着给岳父、岳父的兄弟、以及媒人斟酒点烟，一举一动都得显出“懂规矩”的样子。女人不上桌，席间无话。

等到媒人剔牙的工夫，未来岳父会使个眼色，让岳母带男孩进隔壁房。女孩已在那里等着。白天，不是洞房，只是“谈几句”的时间。半小时、一个小时，顶多一个半，乡下的情分总是被时间掐得紧巴巴。

出来后，女孩子跟母亲说“行”或“不行”。
若不行，男方这趟也就算是到人家院子里“野餐”了一回；若行，媒人便笑得像秋收的老农，从包里掏出两万块钱，塞到未来岳父手中，嘴里还要说那句行话——
“给孩子买点衣裳吧。”

十个媒人九个都这么说，这句话成了行规。
钱当然不会拿去买衣裳。家境好的攒着，等做陪嫁；家境差的用来买猪崽、买化肥、交弟弟的学费。
这时候你就明白，为何要请个“专业媒人”了——这事儿没合同，全靠一个有威望的人作证。

定亲的场面，比结婚小得多。
这天，女方父亲带着弟兄和长辈上门；男方父亲带兄弟相陪。媒人必到，村里的体面人也会捧场。酒桌上推杯换盏，笑声密密。

饭后，两位父亲交换婚帖：某家女许与某家男，落款是农历年月日。
男方要付给女方四万元彩礼，叫“押包袱”——一个包袱四个角，每角押一万。钱没有收据，全凭媒人作证。
无论家境怎样，这笔钱不能省，少了要被人笑话。

自此，双方算是“亲家”。在外遇到对方村的人，都会笑着说一句：“我们亲戚家在你们村。”

定亲到迎娶这几年里，男方在端午、中秋、春节、甚至夏收秋收时都要送礼。钱可以不送，但礼不能缺——酒、肉、衣物都得成双成对。
男孩子多半在十六岁前定亲，到能合法结婚，还要再等五六年。于是聪明的人家会去“改大”身份证——早日办事，早日安心。

成亲多选在秋后。
庄稼收了，圈里的猪也肥了，手头有钱，人也闲。媒人这时又要出马。

他们带着礼物去女方家，又是一场“野餐”。
若女方不同意，就推辞一句“孩子还小”“弟弟在高考”——理由体面又得体。若同意，当晚便商定最后一笔彩礼的数目。
这数目无定规，全凭女方心意——毕竟嫁妆的厚薄，得体面地对上。

日子定好，男方凑齐银两，再择吉日请媒人去一次。吃喝之后，婚事便定了。

迎娶那天，媒人天不亮就起，带着新郎的弟弟或侄子去迎亲。
他得保证送亲的人都心情好，好让车队顺利出门。路也得先探过，避开危桥电线，遵守“绕南不绕北、转东不转西”的古训。

女方送亲的队伍里，女人多于男人。那天是她们少有的能和男人同时吃酒席的日子——虽坐女席，也算风光。

男方家早备下阵仗。屋顶上爬着几个小男孩，等着新娘进门时放鞭炮。
其中一个孩子要完成一件极其严肃的任务：
他看着两块用红纸包的红砖，砖上绑着两双红筷子。新娘一跨进门，他便要立刻将红砖放倒，让两砖相合。
这时，新娘算是“进门”了。

从此，生是他家的人，死是他家的鬼。
婚礼的喜气喧嚣中，有一种旧时代的安静命运——所有人都知道剧情该如何发展，却谁也不说破。

这些婚俗像尘封的戏文，重复着古老的动作。
表面上是热闹与吉祥，背后却藏着命运的沉默。
乡下人信这些规矩，就像信天和地——一代一代，信得温顺，也信得固执。